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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改革的理论或意识形态

袁绪程

 

来源:战略与改革网

地址:http://reform.org.cn/news/html/?632.html

 

中国改革基本是在实践中摸索前行的,不仅主观设计薄弱,而且理论色彩淡薄,这与注重理论的西方是有区别的。如果说有理论的话,那就是邓小平的“三论”——“摸论”+“猫论”+“不争论”。今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格局日趋复杂,积累的矛盾和问题越来越多,“三论”显然不足以支撑改革的深入。

应当看到,在改革及概念上存在众多歧义。例如,一些人不承认中国还有改革,也不认为中国的改革还能有效地解决中国问题。“改革死了”、“改革早已不复存”的说法不绝于耳。也有人将改革视为内部人“分赃”的权贵资本的代名词;还有人认为改革导向了权贵资本主义和封建资本主义(当然,相反的认为是改革不到位的后果),一些 “左派”则将改革等同于资本主义复辟等等。这充分说明“闷声大发财”已经过去。不争论是不行的了。况且,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改革需要理论支撑。“顶层设计”离不开理论甚至本身包含着理论的成分。必须重拾或寻找改革的理论。

如果说中国缺乏理论,那么被包装为理论的前苏联斯大林版的意识形态则浸淫着所有领域,并成为不能怀疑的“神学”。有人提出,中国改革要深化,必须去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是不可能去掉的。去掉的是意识形态的“神化”和泛化,准确地说,是去掉前苏联版的意识形态,科学地而不是教条地看待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即便是正宗的马克思主义,也不应泛化而覆盖一切领域。应当桥归桥,路归路,世俗归世俗,科学归科学,信仰归信仰。

寻找改革的理论必须是开放的和多元的,惟其如此,我们才能在继承人类一切文明精华的基础上,创造中国的改革理论。

  • 新民主主义论

有人认为,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应当成为中国改革的理论指导或指导思想,至少要重新学习和认识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作用。新民主主义理论无疑成功地引导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它包含了中国古代传统智慧、革命传统智慧、马列主义(主要是列宁主义)智慧三个方面的某些成分,在当时是行之有效的,可惜没有坚持下去。时过境迁,在国内外条件发生巨大变化的60多年后的今天,以它来作为指导改革的理论似乎困难很大。当然,用它的精神情感来感召或凝聚改革的力量,吸收它在今天仍适用的部分内容,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 古典马克思主义

古典马克思主义是指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原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由于古典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庞大的包罗万象的体系,也就有许多各执一面的众多继承者和发挥者或修正者。有人主张回到古典马克思主义,并以此否定斯大林版的社会主义,否定极左派的前苏联意识形态的回潮,并借用古典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以及民主、自由、自治的理论;关于历史唯物论的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不可愈越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公共产品生产理论等等来指导改革或作为改革的指导理论,为改革的市场方向和民主法治方向“保驾护航”。

  • 民主社会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或称社会民主主义,这是欧洲社会民主党尤其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民主社会主义发源于古典马克思主义,源于恩格斯等创立的第二国际的传统。它是伯恩斯坦、考茨基等人在继承恩格斯晚年思想,吸取马克思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先驱理论中的社会民主思想首先提出来的,作为欧洲社会民主党的主要理论依据,它与马克思关于民主的目标没有什么区别。它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通过和平方式实现民主和社会主义,对暴力革命有“修正”。亦可视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分支或变种。现在的社会民主党人(社会党国际)在承认古典马克思主义是其思想来源之一的同时吸收其他社会主义思潮,如拉萨尔和浦鲁东的某些思想。与斯大林模式最大的不同,是社会民主党人与时俱进,既坚持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理念又不拘于前人提出的社会主义手段,如他们认为所有制是否“公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社会主义的价值功能能否实现,如消灭三大差别,教育、医疗、养老、最低生活标准等公共产品供给的社会主义目标是否实现。他们以“功能社会主义”区别于国家垄断的社会主义。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人崇尚民主与法治的社会主义,这也与斯大林专制集权及人治的社会主义相区别。民主社会主义有许多观点和价值理念值得我们吸取,但作为一种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左翼理论,不可能整体移植和照搬到正在发展中的中国。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没有很完整的统一的理论表述,而是见仁见智。如果视之为改革的理论,显然需要重新解释和添加新的内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然是社会主义的中国化,它应当包含新民主主义的合理成分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我们所理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可以用一个公式来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民主+社会主义价值)×中国特色。

其中市场经济、法治和民主概念显然不需要多作解释。所谓社会主义价值指的是社会主义理念和功能,如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消灭三大差别,教育、医疗和养老等公共产品的免费供给等等。所谓中国特色概念有两层含义,一是主要指中国传统文明(文化)——“儒释道”的智慧以及革命文化中的合理部分的继承;二是指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建立市场经济、民主法治,实现社会主义价值是一个过程,其中带有中国文化的色彩。

每一个民族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形成自己的特色。如果将一般民族文化特色(系数)视为1,那么大于1的国家的本国传统色彩就重,小于1则轻,“特色”越重,其能量越大。

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有另外的解释,在此不赘言。我们认为,理论是一种规范的陈述,而不是“物自身”。它叫什么名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能够揭示未来的趋势。因此,不论是否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导中国改革的理论应当包含上述“公式”中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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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绪程

袁绪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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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绪程,湖南衡山人,经济学研究员。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曾在科研单位、金融和投资公司、驻港机构、政府部门以及媒体任职。1980年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统考,录取于广西社会科学院,政治经济学专业。1993年被评为研究员。 主要研究领域:制度经济学、公共政策、改革理论与实践等。从1980年起在《晋阳学刊》、《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中国改革》等刊物和出版社发表及出版300多万字文稿,著有《改革的理论与实践》、《改革路上的忧思》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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