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国家战略的再思考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袁绪程

一、国家战略研究的意义

（一）为谁而作？

也许有人不理解为何要思考或写作这样“大而遥远”如“战略”之类的东西，不明白究竟为何为谁而作。

国家战略的研究在中国虽刚刚起步，各门各派还不大齐全，但也曾热闹过一阵子后又回到课堂上去了。国家战略研究是面向实践的，其最终目的是国家的长治久安，也是执政者的长治久安。每一代执政者都期盼“千秋万代”、“永不变色”，而不会像秦朝那样二世而亡。探讨乃至缔造国家战略理应是执政者的分内事，而非书生们做“学问”做出来的。当然，平民百姓也关心国家战略、未来发展，但似乎与执政者的关心有别，比如自家的性命、财产和自由在未来是否有保障等等，至于“花落谁家”则不甚了了。

关心国事从来都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专利而代代相传，用今日的流行语，有一点“垄断”之嫌。然而，时至今日，“关心国是”在纸醉金迷的世界中渐渐远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仁人志士仿佛是一种久远的记忆。这也许是时代的进步，因为知识分子已经专业化了。中国不缺或者说大量拥有被称为“做学问”的“专业”知识分子。学问做到最高境界是入朝为官，学而优则仕，或做到极致，以自己的名字命名某原理或某定理而流芳千古。入朝做官不少，但在专业上做出“名堂”来流传后世的则寥若晨星，尤其是在社会科学领域。于是大多数学问不过是诠释，许多知识有余智慧不足的人的一生都在诠释某个原理或定理的正确，而不在乎实在或实际发生了什么。即便是在新潮的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也是如此。然而，真正的学问不是来自课堂，而是从问题出发并在提出问题和解答问题中发现理论的。

中国也不缺“公共知识分子”。本来，公共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为“社会公共”代言，中国的一些公共知识分子很在意自己的理念和“持不同政见”的形象，这与传统重名节的中国士大夫有一些相似，他们关心“是什么”的国事，而不在乎“怎样做”的战略，有的甚至走得更远，为了理念置国家利益于不顾。

中国缺少的是改革的知识分子。改革的知识分子以推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为己任，以国家发展、民族复兴为目标，这大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气概。

期盼不论是否“专业”的知识分子，是否执政的知识分子，都来关心国家的未来，毕竟我们血管中流着相同的鲜血，有一个叫“中国”的共同国家，不论你是否满意，不论你走到哪里，这都是命中注定不可逃避并影响你一生的地方。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已不再是过去的中国，改革开放将中国推进了现代化的快车道，13亿人向现代化迈进这个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为各行各业的理论家和实践家提供了巨大的舞台，中国人能否导出人类史上最伟大的活剧——喜剧、悲剧抑或是闹剧？全球都在拭目以待。

（二）我们在何处？

30年改革开放改变了什么？留下了什么？我们身处何处？这是思考战略的现实出发点。

1、经济发展的阶段

从经济总量及总的发展水平看：2007年GDP可能升至第三位（按现行汇率计算），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进入现代化（工业化）中期阶段，迈入重化工业时期；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或初步的小康社会。

从经济的人均拥有量看，人居GDP等指标排列靠后，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难怪有人形象地比喻，中国就像黄河，九曲回肠，前头浩荡东去已入大海，尾巴还在崇山峻岭中。富的可媲美欧洲，穷的像非洲。一个国家，多级发展水平，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个人之间的差距之大，世界绝无仅有。

从GDP和主要资源消耗占有世界的份额看，中国的GDP约占世界的6%，钢材消耗世界的30%，煤炭33%，水泥50%，发电量13%，能耗量是日本的6倍。如果照此现代化，有人估算，中国欲达到美国如今的经济水平，则需要4个地球的资源，即便是产业结构不同不可类比，但现行体制下的资源消耗是惊人的。

从环境和生态的破坏程度看，中国经济发展所付出的代价也是非常巨大的。有人甚至估计，中国要改变污染严重的环境，至少要治理10年以上，支出将逾数万亿美元。

2、社会制度发展的阶段特征

由于中国还处于转型之中，社会制度仍处于“四不像”状态，对其进行分类归纳是困难的。

经济制度具备市场经济的雏形，用官方的语言，已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初步框架。“双轨制”仍是其主要制度特征。

政治制度从革命专政或极权制或全能国家向具有一定法治的威权制度转变，其政治生态一方面带有革命专政的特征，并夹带着中国数千年的专制社会传统，另一方面又具有法治的倾向，并向现代制度规则靠拢。传统规则与现代规则难以并行不悖，政治生态呈非透明化，离西方民主型生态遥远。

3、面临的主要问题

现有的政治生态能持续多久？有50年之说，有20年和10年之说。持续50年几乎是不可能的，绝大多数人都不会相信。没有人有证据能证明现有的政治生态的寿命。多少年的说法只能是臆测。但许多人相信，如果现有的政治生态不改变，20年是大限。

从逻辑上看，现有的政治生态不能长时间持续的主要原因是其调节机制为正反馈，放大和缩小都是相互加速的，如同雪崩及多米诺骨牌倒塌的原理一样。只有建立起负反馈的调节机制，其社会政治生态才能持久平衡（从理论上说，宪政民主制是一种负反馈的调节机制，带有一定法治的威权制度也具有不完全的负反馈特征）。

本文无意臆测现实政治生态的持久性，只是想弄清楚哪些问题在中期如10年之内会变为不可控制而触发雪崩？

如果采取排除法，下列问题可以排除：

（1）外来威胁、民族威胁的战争很难发生，即便是国际纠纷也可以协商解决（反过来说，如果中国对外战争，则可能触发社会问题）。

（2）体制外的“民主”和“民权”运动的威胁。体制外的“政治组织”的挑战以及民间维权即便发生，亦难形成有组织的、大规模的社会运动。

（3）局部的自然灾害和传染病。当局有财力控制局部的自然灾害和流行病，不至于引起社会动乱。

（4）农村问题。农民不存在没有饭吃的问题，传统的造反没有基础。

（5）环保和食品安全问题。这是一个长期困扰中国的问题，如果没有其他因素“巧合”，短期内不会引起连锁反应。

（6）腐败问题。这也是一个长期困扰的问题。在短期内，即使制度不变，腐败也是可以“控制”的，没有其他因素配合，腐败不会单独触发社会动乱。

（7）台海问题。这也是长期困扰的问题，但战争对两岸都没有好处，处理得当，台湾不会独立，也就不需要武力解决。

如果上述问题交叉和同时发生并相互影响，则可能会引起“雪崩”，但这种可能性几乎不存在。

从短期看，最可能引起“雪崩”的是金融问题和在城市居无定所的亿万农民工问题。金融问题可能来自于世界经济周期性的“景气变化”，也可能是国际金融环境的改变或金融危机，亦可能是我们自身金融市场不健全的问题等等，这都是执政当局不能单方面控制的。比如，我们不能左右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的改变，我们不能控制国际的投机资金。再如，我们很难控制现今的股市，进入股市的国外热钱以及长期游离于货币流通渠道的“灰色收入”有多少？监管当局有数吗？显然没有，中国的房市是谁在炒高亦同样是不清不楚的。如果这些热钱和暗钱同时撤离中国市场，这将是什么样的情景呢？如果股市楼市崩盘带来产能过剩和消费不足的加剧以及失业的农民工涌上街头又会是怎样呢？

有人预言，首次金融洪峰将在明年奥运会前后发生。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近年来，最高当局一再强调忧患意识不是无的放矢。

（三）我们向何处去？

转型的中国向何处去？举世瞩目。未来30年内，中国究竟走向何方？

1、乐观论。在本世纪中叶以前，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据说这是动用了许多模型“测算”出来的。仅仅测算产值和产能是容易的，但如何测算制度转型呢？没有制度转轨和社会转型，我们能走完现代化的历程吗？试想一下，30年后的中国会走在一条什么样的现代化之路呢？没有说明。

2、悲观论。对于中国之未来，一些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是比较悲观的，因为从现实发展的轨迹中看不出中国如何迈过制度之坎或制度之鸿沟。与中国类似的制度在全世界仅剩4家，再过若干年，也许独此一家。在理论上，不论是叫革命专政还是叫极权制度或全能国家，都是与现代市场经济不相容的。在实践中，前苏联由改革导致革命而越过了这个制度鸿沟，代价是国家的解体和党的解散，这无疑是悲剧性的。面对扑朔迷离的未来，中国富人和穷人都缺少安全感。富人在国外买“户口”和财产外移，怕的是财产清算和劫富之乱；而穷人则仍然为生计发愁，期盼“均富”或乘乱打劫。许多贪官之所以加紧腐败，是否也是为了不确定的未来而积攒财富呢？短期行为、机会主义已成为国民的普遍心理。这一切是否在昭示未来中国难逃社会动乱之劫数呢？在繁荣的背后是忧患的加剧。

3、有限乐观论。中国与苏联是具有不同传统的国家，从理论上说，中国完全可以走出一条不同于苏联的变革之路。中国的渐进改革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活力和社会进步，但也留下了上述许多问题。一些人对渐进改革丧失信心，是因为中国现今渐进改革的动力不足，难以从经济领域扩散到经济以外的领域尤其是政治领域，从而无法解决根本的体制问题。与过去人们欢欣鼓舞称颂改革不同，现行的改革常被讥讽为既得利益的游戏，甚至被贬称为新贵集团的权力分肥和经济分赃的“权贵资本主义”。极左和极右都反对改革，前者是认为改革错了，要回到毛泽东时代；后者则认为改革死了，要重启维权宪政之路。中国的渐进改革之路究竟能不能走下去？这要看有没有新的动力和压力。任何改革都需要动力和压力，大压大改、中压中改、小压小改，没有压力就不改，改革往往是逼出来的。旧的体制能量释放殆尽之时，就是新的改革开始之日。可以相信，开放的中国面临日趋激烈的全球化竞争，最大的竞争是制度的竞争。各方面的压力与日俱增，前有堵截、后有追兵，逆水行舟、不仅则退，而且退无可退。如果错过历史机会，如果不改革将会亡党亡国或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被“开除球籍”，那么，执政者、执政党和国家利益高度一致的改革就会启动，全方位的转型就会到来。当然，历史也有过主动改革的伟大的理想主义者，如果出现，那将是中国人的幸运。中国如何通过改革开放走出险局，在全球竞争中胜出？这就是国家战略的实质。这也是中国执政当局关心的大问题。

二、中国能成就“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大国目标吗？

许多人质疑其可能性。看看今日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的差距，的确很难树立这个信心。除了人口和勤劳以外，中国几乎没有什么独有的优势。事实上，中国的巨大人口恰恰是成就大国目标的唯一现实的优势，高效发挥这一巨大优势，正是执政者需要在战略上考虑的。事实上，毛泽东已经考虑到这一优势，但却是错误地从世界战争角度提出来的。如果换一个角度，不比战争的伤亡人口，而是比市场需求人口，又有哪一个国家敢与中国相比？又有哪一个资本家会放弃这样一个已经进入国际经济体系的13亿大国的巨大市场需求所带来的赚钱机会？

世界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安全在某种意义上已与中国联系在一起。中国无疑已具备主要大国的潜质，能否成为主要大国，关键要看执政者。如果执政者能够把握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实现“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大国目标，其功勋将超过中国史上任何一位君主或元首而永垂青史。如果错失历史机遇，中国不仅不能圆大国梦，而且会边缘化，甚至可能肢解而沦落。

（一）中国成为主要大国的历史机遇

1、中国是世界尤其是发达国家产业战略转移的主要承接者。世界经济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经济的持续发展看亚洲，亚洲发展看中国。中国经济的崛起不仅缓和了许多国家的经济衰退，而且提供了新的发展动力。进一步启动中国内地的市场需求，将有助于世界经济持久地繁荣。如果中国能够坚持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体制环境，中国将仍然是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者，从上世纪80年的机电产业到今日的重化工业以及随之而来的信息、生物、新型材料，能源产业都将源源不断地在中国落户。

2、全球安全新秩序的建立需要中国。中国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中国大踏步的参与全球化正在改变世界发展的格局。经济的全球化需要确立世界安全新秩序。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冲突，中东以巴冲突、“伊核”、“朝核”等问题的层出不穷，既是对美国单极“霸权”的挑战，又给予中国参与重建世界安全秩序的历史机遇。中国应当抓住机遇，与美国等西方国家达成谅解，一方面，共同推进这一地区的文明进步及和平，另一方面取得进入大国俱乐部的“入场券”，一举破解原有“围堵中国”的窘境。

（二）大国结盟的历史趋势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全球化将出现全方位扩散的趋势，它将深刻地改变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格局。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赖和依存将趋向紧密，经济将进一步发展、富裕程度会提升，由此而来的诸如全球生态、气候、环保、资源的合理利用、吸毒、恐怖主义、犯罪、地区安全、民族冲突等等已不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世界性的问题。因此，需要一个世界政府或类似于世界政府的公共组织来解决诸如此类的问题。事实上，世界政府的需求不是起自今日，从前的“国联”和联合国就是人们设计出来的世界政府，但是由于国家之间的发展水平和政治制度以及价值观存在巨大的差异，联合国很难通过社会契约的方式，在民主和法治的基础上发挥世界政府的作用。在过去的冷战时代，美苏两极主导世界秩序，第三世界的“不结盟运动”只是充当配角，而中国游离于世界主流秩序之外。随着冷战结束，美国单挑世界警察“职能”，虽解决了一些问题，但也引发了其他的问题，如陷入“中东泥坑”而困难重重，矛盾丛生，难以为继。这似乎预示着单极“霸权”的结束和世界主要大国结盟共同维持世界秩序的时代已经到来。与“民主选举”的世界政府不同，大国结盟类似于“贵族共和”，通过“共同协定”而不是“社会契约”的方式解决世界共同体问题。类似于“贵族共和”的大国结盟是走向以社会民主为基础的世界政府的桥梁，也是世界历史演变的一个阶段。

（三）“一大三分”的大国联盟格局设想

如果把整个世界视为一个“地球公司”的话，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做到独家控股，必须联合控股，结盟的大国正是联合的控股股东。谁有资格成为大国联盟的成员呢？美国、欧盟包括俄国还有中国。在这个联盟中，美国是第一大股东，主导大国联盟，通过大国联盟控制着世界秩序。在制定规则、施加影响、解决环境污染、恐怖主义、世界安全、地区冲突等方面，美国有第一话事权，但美国同时承担更多的义务，如提供资源和财力，承担更多的风险等等。美国可以独立主导美洲，协助欧盟主导欧洲地区，协助中国主导亚洲地区，同时牵头组织“联盟”成员国，共同处理洲际问题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问题。由于美国仅是第一大股东，而非独立控股股东，在重大问题上必须与并列于第二大股东的中国（代表亚洲地区）和欧盟（代表欧洲地区包括俄国）进行协商，而不能独断专行。

如果中国参与大国联盟或大国联盟一旦形成，那么，中国的外交关系和国际关系将会发生重大逆转，用流行的话，中国从“体制”

外进入“体制”内。中国既要约束自己遵守体制内规则，又要发挥自己的独特作用。从国家利益的角度看，中国参与大国联盟可有如下收益：

• 突破原有的“围堵中国”格局，获得国家安全的机制和体制保障；
• 破除“巴统协议”和其他潜规则获得许多被封锁的科技；
• 增强外资的信心，获得更大规模开发中国内地市场的资金和资源；
• 获得解决中国环保等问题的国际援助；
• 获得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的新动力；
• 获得规则制定带来的收益，扩大中国对全球事务的影响力。
• 台湾不战而回归。

不利方面主要有：一是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二是可能树立新的“敌对国”，损失一些“朋友国”；三是遵守规则带来的一些经济损失（如知识产权、贸易条件等）；四是意识形态上的损失等等。

（四）参与大国联盟

不论中国是否参与大国联盟，美国都在构建不同层次不同方面不同地区的战略联盟，以发挥美国在国际安全和国际秩序上的主导作用。中国长期被排斥在大国俱乐部之外，尽管近年来有所改善，但参与进去不是一件容易之事。关键是美国的认同，美国认同的阻力主要不在于政府，而在于国会、主流媒体舆论以及劳工联盟。争取美国的认同，需要讲究策略，如放弃一些过时的意识形态，承认主流文明及其规则，说服美国人民理解中国渐进改革进程等等舆论工作都是十分重要的。此外，在国际安全上，应参与维护国际安全的“统一战线”，并发挥中国独特的作用等等。

参与大国结盟是重大的战略转折，亦是一个较长过程，首先是要与美国建立全方位的沟通渠道及互信机制，从而发展为战略合作关系，然后过渡到伙伴关系，进而成为“盟友”关系，这都需要好好谋划，而不可毕其功于一役。如果我们与美国建立战略合作的盟友关系，离“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战略目标就趋近了。

三、中国能够通过改革实现战略转型吗？

国际关系的转变和经济的转型需要政治体制的支撑，政治体制的变革在中国只能走渐进的方式，这在大多数知识精英是有共识的。问题在于，如何通过改革来实现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

有人认为，自己改革自己是一种悖论，不可能的。但后一代人改前一代人留下的体制却是可能的，正像邓小平修改了毛泽东的体制一样。改革不改革关键是否有需求，当旧体制运行不下去时，改革的需求就会产生。战略研究不过是把未来的需求提前进行研究罢了。其实质是从未来看现在。几乎没有人否认，不搞法治的市场经济，现代化无望；不进行政改，法治的市场经济建立不起来；执政党不转型，政改无望。这就是改革的理论逻辑。改革的理论逻辑应在历史和现实的进程中找到支点或切合点，这也是人们常说的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的一致。惟其如此，改革才能成功。

历史发展的逻辑是，中国有着两千多年建立在皇权专制基础上的中央集权制的传统，有着完全不同于西方历史发展的路径，因此，不能用建立在西方国家历史发展基础上的理论简单地套用中国现实。相比中国传统政治，现今政治特征有如下显著变化：

一是党权替代了皇权。没有血缘关系的流动性“家族”（党员群体）权力替代了由血缘相连的世袭家族权力。曾经一个时期，如毛泽东时期的后半段，党权覆盖一切，“党、政、商、学、军”一体化，在某些方面，超出了传统皇权的覆盖面——如“君权不下县”、“官权不扰民”（即私生活）。

二是司法不再从属于行政，出现了一党执政下的“司法、行政、立法”的初步分立。

三是现代的传媒方式及大众化代替了传播有限的古代文化，专制“铁幕”的有效性大大降低，社会舆论的影响力逐渐走强。

四是对外开放替代大一统的闭关锁国，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国际竞争和国际压力。

第一、二种特征表明政治转型的核心是执政党的转型，第三、四种特征表明，政治转型可以通过执政党的“自我转变”的改革而不是“取而代之”的革命来完成。这正是中国21世纪初国家战略的立足点。从理论上讲，执政党转型有三种模式（结果）：

1、党政一体的职能分立模式。这也是《中国：21世纪初的战略思考》中的第一种模式。这种模式强调政制的一体化，但党组织、行政、人大、司法各自的职能不同。党固化为国家机器的核心部件，其余都是零部件。这种模式的好处是执政党能接受，改革的阻力较小。不足之处在于，谁来制约执政党？从逻辑上看，有两个方向，一是党的精英政治化方向，由党内的精英统率党的行为，并由党员约束精英；二是党向全民党发展，比如，由全体人民投票选举党和国家首脑等等。

2、党政分离模式。《中国：21世纪初的战略思考》简述了分离的逻辑关系，从最初的职能分开到党国的分离。这种模式类似于现代宪政民主制度。

3、党主立宪模式。与第二种模式的演化路径相同，结局是保留一党制，党作为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又凌驾于国家之上，保留比君主立宪制的君主权力略大一些的“制宪权”，其余权力还给社会。实现该模式的条件是，党类似于宗教信仰组织，保留最高和最后的裁判权，由社会优秀的精英分子组成，不存在道德风险，又有足够的自我激励机制。

上述设想的优点是，政改不论取何种模式，都是在执政党领导下进行，党依然存在，并保持政治、经济、外交等体制演变的连续性；保持国家战略实施的连续性，而且是用30年时间几代执政者完成的，不存在利益的剥夺和清算问题，改革者无后顾之忧。上述三种模式都表明，党组织与行政，与人大，与司法，与企业，与其他社会组织必须分开，只有分开才能更好地发挥各自的职能和作用，才能走向现代民主、法治的治理方式，至于分开的最后结果应由后代人们去决定。

（本文原题为《关于<中国：21世纪初的战略思考>的说明》，写于2007年10月，曾发表于《改革内参高层报告》，本次为战略与改革网reform.org.cn全文公开首发。）